杜龙彪带着罗周亿凑过来，“李儿，你这朋和睦的善恶的恶，看来你此次有的受了。”

杜龙彪却打断她，“谁们？啥呀？你带相机没？咱也照几张。”我晓得他装傻充愣也是不得已，被点破了还不抓人，那是渎职，睁只眼闭只眼蒙混畴昔，那才是帮我。

罗周亿却很不屑，“阿飞？听驰名字就不是甚么好人，不是地痞就是流・氓。”

“短裤腿儿”转头看向我们，“你们要的东西有点儿扎手，得先把定金付了，过几天再收货。”

别的两人脸上也阴霾下来，渐渐向我靠近。

年青的壮小伙儿一边不耐烦的摆手一边转头，“去去去，用不着……嗯？你――”他瞄了半天终究认出我，“你是阿谁‘假皮子’！”

炮仗一见就火了，痛骂木哥联络的都是甚么人――这么两个没断奶的小崽子也想搭伙儿？我们又不是奶妈子，一起上不得被他们拖累死！

中年人也跟着笑，“看看，看看，这就叫不打不了解，闹了半天都是自家兄弟……”他边说便在地上抓起一团雪，直掷过来，正打在我的皮鞋上，雪团迸溅成雪沫，这不是挑衅，是行内的一种说道儿，有雪散泯恩仇的寄意。

三个“黑棒头”都用的外号，年青人叫“炮仗”，大抵是脾气不好、沾火就着；中年人叫“湖秋”，听木哥说他水性相称的好，人扎到水里，湖面仿佛秋水，波痕不起；年纪最大的叫“莫爷”，木哥也没细说他的道行高在那边，只奉告我，要对三人留个心眼儿，特别这个故乡伙。

三小我站在一棵雪柳下拍照，穿戴丰富的羽绒服，帽子把脸粉饰住大半，但罗周亿还是认出来了，那恰是我两次火车上遇见的三个“黑棒头”。

一个穿戴前卫的小青年进入了我的视野，天寒地冻的只穿了一层单衣，裤腿儿吊得老高，裸・露的脚脖子冻得通红，是一标准的另类，他往我们这边瞄了瞄，贼眉鼠眼的走了过来。

最后一名叫“阿飞”，木哥昨晚在电话里只是一嘴带过，说此人他也不太知底，大抵和我一样，也是只“单枪”。在这个圈子里，如我普通独来独去的人，常被称作“单枪”，打向哪儿，射到谁，自说自算。

我拨了个号码，中年人的手机响了，他取出来，看了看屏幕，又开端打量我。我笑着说，“和三位真是有缘，没想到坐的是同一张‘雪扒犁’。”

杜龙彪咧着嘴笑，“你觉得你洋哥就是端庄人？谁捅谁刀子还不必然呢。”

小青年到了跟前，不住地打量我，“漂子晾了，啥点儿起网？”

我们跟着他，三拐五拐到了公园一处偏僻的角落，方才站停，身后就围上来十几个壮小伙儿，多数近似的打扮，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仿佛一朵朵春花夏草，争奇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