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干枯的征候。他自誓：“我接受先人的隐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后代、侄子谨慎遵循的只要两句话，是‘有福不成享尽，有势不成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成享尽”，在纳福中重视一个“俭”字；他要官僚势，只是“不成使尽”，在用权中重视一个“当”字。他称本身“常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觉得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功与名，是曾国藩平生所固执地寻求的。他说：“前人称立德、建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今后，罕见以德传世的。建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竭力寻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顿时但愿本身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极力在我，胜利在天。”一个“尽”字，反应他对“三立”寻求的热烈、固执、坚固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繁华功名，皆人间浮荣”，这与“极力在我”的固执寻求明显是冲突的。

咸丰八年（1858年）十仲春给诸弟陈述说：“我往年在外，与宦海诸人难以相合，几近到了到处碰鼻的境地，此次换了体例，才稍稍安宁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玄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迩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暮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部属相称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推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要求减少一些本身的权柄，或要求朝廷另简大臣来江南会办。

体例之三，叫“六合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切地指出：“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丰富，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普通而言，中国当代封建社会，走向宦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宦途就会通达起来，但大众根本也很首要。固然在只对上卖力的中国当代社会，大众根本不起决定感化，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小我的出息。特别是人言可畏，不成不省。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别人的怀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干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特别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处所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功德一定是九弟之功，好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成不慎。如何措置这类干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春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躲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业，愈觉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