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而无不为。”有为是道家的看法，也是法家的看法。韩非和法家以为，君主必须具有一种大德，就是顺随有为的过程。他本身该当有为，让别人替他无不为。韩非说，君主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神通，托是非于奖惩，属轻重于衡量”（《韩非子・大抵》）。换言之，君主具有各种东西和机器，用来停止统治，有了这些，就有为而无不为了。

术的观点，饶有哲学的兴趣。它也是固有的正名学说的一个方面。法家用术这个名词表示的正名学说是“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

从这里能够看出道家对法家的攻讦。法家的治道，需求君主公道忘我。他必然奖惩该当受奖惩的人，即便这些人是他的亲朋；他必然夸奖该当受夸奖的人，即便这些人是他的仇敌。只要他有一些时候不能如许做，他的全部统治机器就垮了。如许的要求是一个独一中等智力的人远远不能胜任的，真正能实现这类要求的还只要贤人。

不过另有这个题目：君主如何晓得某个“实”是否真正合适他的“名”呢？法家的答复是，这是君王本人的任务，他若不能必定，就用结果来查验。他若不能必定他的厨子技术是不是真恰好，只要尝一尝他做的肴馔就处理了。不过他也不需求老是亲身查验结果。他能够派别人替他查验，这些查验的人又是“实”，又严格地循其“名”以责之。

道家与法家代表中国思惟的两个极度。道家以为，人本来美满是天真的；法家以为，人本来美满是险恶的。道家主张绝对的小我自在；法家主张绝对的社会节制。但是在有为的看法上，两个极度却遇合了。这就是说，它们在这里有某些共同之处。

法家和道家

很清楚，这个法度的后部分正与法家不异。这一段还持续说：“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奖惩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奖惩，不知其始也。……骤而语形名奖惩，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敷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

赏、罚，韩非叫做君主的“二柄”。二柄之以是有效，是因为人道趋利而避害。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情面。情面者，有好恶，故奖惩可用。奖惩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

在法家思惟里，也没有阶层的辨别。在法律和君主面前大家划一。但是，法家不是把布衣的行动标准进步到用礼的程度，而是把贵族的行动标准降落到用刑的程度，乃至于将礼丢弃，只靠奖惩，一视同仁。

“实”，法家是指担负当局职务的人；“名”，是这些人的头衔。这些头衔指明，担负各职务的人该当符合抱负地做到甚么事。以是“循名而责实”，就是责成担负必然职务的人，做到该职务该当符合抱负地做到的统统。君主的任务是，把某个特别的名加于某个特别的人，也就是把必然的职务授予必然的人。这个职务的服从，早已由法规定了，也由其名指了然。以是君主不需求，也不该该为他用甚么体例完成任务操心；只要任务完成了，完成得好就行。任务完成得好，君主就夸奖他；不然奖惩他。如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