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陆九渊的说法，只赐与我们一个要略，申明心学的天下体系大抵是甚么。只要在王守仁的语录和著作中，才气看到对这个体系更详确的阐述。

心学[1]

王守仁用如许的宇宙观点，赐与《大学》以形上学的按照。我们从第十六章已经晓得，《大学》有所谓“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在明显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王守仁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关于“明显德”，他写道：“大人者，以六合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六合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如果其与六合万物而为一也。岂唯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怜悯之心焉。是其仁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天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是故苟忘我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开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唯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六合万物一体之本然罢了耳；非能于本体以外，而有所增益之也。”（《大学问》，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故意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从这些话，能够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分歧，以及两人所代表的学派的分歧。按照朱熹的体系，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但是不能反过来讲。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好是反过来讲。按照朱熹的体系，统统理都是永久地在那边，不管有没故意，理还是在那边。按照王守仁的体系，则如果没故意，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统统理的立法者。

朱熹附和程颐说的“性即理”，陆九渊的答复倒是“心即理”（《象山选集》卷十二）。两句话只要一字之差，但是此中存在着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我们在前一章看到，在朱熹的体系中，以为心是理的详细化，也是气的详细化，以是心与笼统的理不是一回事。因而朱熹就只能说性即理，而不能说心即理。但是在陆九渊的体系中，刚好相反，以为心即理，他觉得在心、性之间做出辨别，纯粹是笔墨上的辨别。关于如许笔墨上的辨别，他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普通物事，言偶分歧耳。”（《象山选集》卷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