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传入

与严复同时有别的一名学者，在哲学方面了解比较透辟，观点比较深切，但是他放弃哲学研讨以后，才闻名于世。他就是王国维（1877―1927）。他是当代最大的汗青学家、考古学家和著作家之一。他在三十岁之前，已经研讨了叔本华和康德，在这方面与严复分歧，严复研讨的几近只是英国思惟家。但是到了三十岁，王国维放弃了哲学研讨，其启事具见于他的《自序》。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多数敬爱者不成信，可托者不成爱。余知真谛，而余又爱其错误巨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托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欢愉论与美学上之经历论。知其可托而不能爱，觉其敬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沉闷，而克日之癖好以是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此中求直接之安慰者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他还说，如此宾塞在英国、冯特在德国，这些人都不过是二流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都不过是调和科学或调和前人体系的产品。当时他所晓得的其他哲学家都不过是哲学史家。他说，他若持续研讨下去，能够成为一个很胜利的哲学史家。他说：“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启事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

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独一的国立大学，打算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印度哲学门。门，相称于厥后的系。但是当时实际设立的，只要一个哲学门，即中国哲学门。在1915年宣布建立西洋哲学门，聘了一名传授，是在德国粹哲学的，当然能够教这方面的课程。我因而在这一年到北京，考进了这个门，但是使我懊丧的是，这位传授方才要教我们却归天了。是以我只要进中国哲学门学习。

但是严译的书目，表白严复先容西方的哲学很少。此中真正与哲学有关的只要耶方斯《名学浅说》与穆勒《名学》，前者只是原著择要，后者还没有译完。严复推许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说：“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天演伦》导言一，按语）可见他的西方哲学知识是很有限的。

因为逻辑是西方哲学中引发中国人重视的第一个方面，以是很天然的是，在中国当代各家中，名家也是近些年来第一个获得详细研讨的一家。胡适博士《先秦名学史》一书，自1922年初版以来，一向是此项研讨的首要进献之一。其他学者如梁启超（1873―1930），也对于名家及别家的研讨有很多进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