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匈奴饥乱，降南部者年龄千人。秋，七月，南单于上言：“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臣等发展汉地，开口仰给，岁时犒赏，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义，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分道并出，期十仲春同会虏地。臣兵众单少，不敷以防表里，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安定。臣国成败，要在本年，已敕诸部严兵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度之利，宜可听许。”秉因自陈受恩，分当出命功效。太后议欲从之。尚书宋意上书曰：“夫蛮夷简贱礼义，无有高低，强者为雄，弱即屈就。自汉兴以来，挞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天子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六合之明，故因其来降，皋牢畜养，边民得生，劳役歇息，于兹四十馀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以是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恰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由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绩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要乞降亲，宜因其归附，觉得外抜，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成许。”

窦宪将征匈奴，三公、九卿诣朝堂上书谏，觉得：“匈奴不犯边塞，而无端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前后且十上，众皆为之危惧，安、隗正色自如。侍御史鲁恭上疏曰：“国度新遭大忧，陛下方在谅阴，百姓阙然，三时不闻警跸之音，莫不怀思皇皇，如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夷，诚非以是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则正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民者必有天报。夫蛮夷者，四方之异气，与鸟兽无别；若混居中国，则庞杂气候，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皋牢不断罢了。今匈奴为鲜卑所破，远藏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浪费，利其微小，是非义之所出也。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剂不敷，高低相迫，官方之急，亦已甚矣。群僚百姓咸曰不成，陛下独何仍旧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罢了哉！”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议郎京兆乐恢，皆上疏谏，太后不听。又诏使者为宪弟笃、景并起邸第，劳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平城之围，慢书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谓捐躯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还忿，舍而不诛。今匈奴无逆节之罪，汉朝无可惭之耻，而盛春东作，兴动大役，元元痛恨，咸怀不悦。又猥复为卫尉笃、奉车都尉景缮修馆第，弥街绝里。笃、景靠近贵臣，当为百僚表仪。今众军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县官无用，而遽起大第，崇饰玩好，非以是垂令德、示无穷也。宜且歇工匠，专忧北边，恤民之困。”书奏，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