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补偏救弊”说，这一观点来自隋今后历代文献文籍当中，以为杨广颁行新律的启事是为了和缓因杨坚暮年禁网深切、科罚滥用而激化的社会冲突，以保护政权的稳定。有记录杨坚的暮年：“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等，*深文，每随牙奏狱，能承顺帝旨。帝大悦，并遣于殿廷三操行中供奉，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成胜原。远又能附杨素，每于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随素所为轻重。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由上述史实可知，杨坚暮年法制废弛的局面确切到了非清算不成的境地。是以《隋书》魏征等人将《大业律》的颁行归因于“补偏救弊”，这类观点应是合情公道的。

驰道的斥地无益于杨广巡查天下大队人马的通过，但是更大的感化是无益于战事调兵北上应对来自突厥的隐患，这与秦始皇当初大力修开到北方边疆的驰道的目标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