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拉拢（皋牢）民气”这一观点的来由上有点好笑的话，那“好大喜功”之说的来由就是牵强了点。“好大喜功”这一观点来自民国期间法史学者程立德。他在《九朝律考・隋律考》中指出：“考《隋志》言《大业律》五刑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且《大业律》出于牛弘之手，然《隋志》谓弘即《开皇律》中修律之一人，则二律同出一手……且是律之颁行，在大业三年，匆促而成。盖隋炀帝好大喜功，特欲袭制礼作乐之名，本无补弊救偏之意。弘窥见其旨，故篇目虽增于旧，而刑典则降从轻。

至于“补偏救弊”说，这一观点来自隋今后历代文献文籍当中，以为杨广颁行新律的启事是为了和缓因杨坚暮年禁网深切、科罚滥用而激化的社会冲突，以保护政权的稳定。有记录杨坚的暮年：“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等，*深文，每随牙奏狱，能承顺帝旨。帝大悦，并遣于殿廷三操行中供奉，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成胜原。远又能附杨素，每于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随素所为轻重。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由上述史实可知，杨坚暮年法制废弛的局面确切到了非清算不成的境地。是以《隋书》魏征等人将《大业律》的颁行归因于“补偏救弊”，这类观点应是合情公道的。

不管后代如何质疑，杨广一步一步的为本身巨大的胡想在尽力。大业三年（607）蒲月，杨广征调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此可谓在修建洛阳新城时掘长堑以后，杨广命令构筑的第二项国防工程。据《隋书?地理志》，黄河参与劳役的估计有恒山、赵、信都、武安、博陵、魏、汲、襄国、雁门、武阳、河间、平原、清河、离石等十几个郡的人，遵循记录当时各郡合计190余万户，若均匀每两户抽1丁，插手劳役的人就在100万人摆布，费时约莫在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