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政绩之三是断根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豪侈品停止征税的首要关隘。崇文门监督，不但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向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情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烽火，清廷命善耆担负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支出，另建王府的企图。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数上缴。

如果在陈克为首的群众党看来，这些新政底子不值一提。和袁世凯创建北洋新军比拟，这些事情对国度的促进也意义非常有限。只能称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连慈禧也不喜好此人的风格。

既然不能驳了善耆的面子，慈禧只好持续听下去。善耆也不是不懂世情的愣头青，如果是如此的话，他也不成能混到现在的职位。汗青上汪精卫刺杀满清亲王，事情泄漏以后被捕。善耆就力主赦免汪精卫。而汪精卫与善耆扳谈以后，对这位时人眼中“精干、开通以及为人豪放、脾气滑稽”的亲王也非常敬佩。汪精卫投奔了日本人，组建伪南京当局，就筹办委任善耆的担负“驻日大使”。

善耆的政绩之一是创办了近代警政轨制。庚子事情（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促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件。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负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厥后拜了把。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撑下，按照日本差人法和北都城的近况，编成巡捕队（这就是今后北京差人的滥觞）。光绪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步军统领衙门是旧的卖力北京治安的机构，工巡局是新设的市政机构，带领新建立的巡警。

见慈禧完整听不出来的奉劝，善耆也不得不辞职了。

但是与满清其他那些只争权夺利，醉生梦死吃喝玩乐的王公比拟，善耆倒是极其分歧了。他毕竟是在北京，天子脚下难办事。这些小事固然看起来不大，想办起来就要与各种权势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善耆能办成这些事已经是非常难能宝贵的。

善耆与其他王公贵族最大的辨别就在于，他还是帝国的好处在小我好处之上。后代那些恋慕满清血缘的人对善耆的评价竟然颇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耆有几句考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