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朝高低固然也有极少数的清正忠义之臣，但是这些人已经奇怪的没法撼动几百年的积习，更没法撼动那一条条的灰色好处链。

“贵道适中……”朱由桦脱口而出。陈邦彦当即点头：“道贵适中，不偏不倚和解朋党纷争，奖惩则视其功过，重立朝廷法纪，以此或可消弭党同伐异之成规。”

陈邦彦抬头北望半晌，摇了点头，轻叹了声道：“烈皇在时，北有东虏几次叩关，西有李闯残虐陕甘，国朝危难之际，朝中衮衮诸公不但没有同心合力，共渡难关，反倒承接党同伐异恶习，国难之时如同承平无事之时，相互结党攻讦不休，终至北都沦亡，烈皇煤山就义，甲申之祸与其说是流寇所为，不如说毁于党争。”

“那里那里，先生所言深合朕心。”

固然陈邦彦之前只是一介布衣，但暗中却非常体贴朝政，有着拳拳的报国之心，以是对朝政大事了如指掌。

反观国朝，江南大士绅无不财产遍及，富甲一方，而朝廷却几近收不到一丝一毫的商税。”说到这里他嘿嘿一笑，道：“崇祯十三年门生从邪报上得知，南直隶仅收到茶税六两，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两宋时，海贸发财，朝廷年收市舶税千万贯。国朝呢，泉州一带的海贸一样发财，每年的市舶税却只要四万两！

“缙绅敛于下，贪吏贪于上，商税不征，农税太苛，民岂能聊生？”陈邦彦说到这里，终究总结道：“说到底，我大明不但受制于天灾、流贼、东虏和贪腐，更受制于钱法啊！”

消党争、征商税、练新军，诚为复兴三策也。

短短的一句话，朱由桦已经清楚的肯定这是一个可贵的人才，分歧于阮大铖的油滑与油滑，其一言一行，与因循保守，胡涂无能的大多数文臣分歧，有着激烈的克意进取之心。

陈邦彦持续侃侃而谈：“私党令公论不伸，朝纲不振，流弊之极！在此艰巨之时，若想同仇敌忾，复兴皇明，必先消弭党争。”

朱由桦连说了三个好字，神采之间仍旧难掩镇静之色。

见天子饱含着期盼的语气，陈邦彦俄然健忘惊骇，也健忘重视礼节，抬开端来，双目炯炯地望着天子，朗声说道：“臣意：消党争、征商税、练新军，复国土，收民气！如此，方可复兴皇明！”

自万历军兴以来，朝廷每年光军费就要千万两，而国库税入却只要两百多万两，天子碍于祖制，只能减轻赋于百姓，逼得百姓都去当了流贼，朝廷剿贼，官军数量激增，军费不敷，又得加赋，流民又增，乃至于最后官军数量上百万，国事却愈发不成清算。”

明末的贩子占有了当时国度的大部分财产，纳点商税本来就是该当的，让贩子哭，总好过让农夫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