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单就长篇创作说，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个岑岭，以《骆驼祥子》、《仳离》等为主，40年代、60年代还各有一次，以《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为主，而茅盾、巴金，只在30年代有过那么一次，而后就根基“留步”了；其二，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是和茅盾很不一样的东西，如果硬要拉条线出来的话，那么茅盾和巴金在长篇上的气势、思惟偏向，倒应当更靠近的，属于“反动”文学系列，斗争气味较浓，老舍则冲淡、温和很多；其三，老舍典范著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的说话，是茅盾，特别是巴金远远比不了的，明天的人怕是很难再喜好《半夜》和《家》，但对老舍，因了他说话上的无与伦比，像《红楼梦》一样，耐看，到甚么时候都有人爱读，受益无穷；其四，仅拿三人30年代的代表作比，《半夜》和《家》在团体的艺术性有着致命的缺点，更比不了《骆驼祥子》，也不如《仳离》。

如此，笔者才以为，老舍和茅盾、巴金，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小说或文学大师。温儒敏先生的判定有待商讨。

从他抗战前期所写的《四世同堂》和一些散文、创作谈，以及1957年、1961年年底前后，写就的《茶社》、《正红旗下》，都能看出他的这些窜改，他创作心机上天赋般的冲突和彷徨。

其五，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三条近似的生长线：占主导职位的，是以鲁迅、郭沫若、茅盾、萧红、巴金等报酬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处于“边沿”职位，阔别期间，寻求艺术独立的品性，夸大审美代价，随时候推移，而越来越阐扬其影响服从的“美文”、“性灵派”传统，代表作家有沈从文、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钱钟书、张爱玲、张恨水、金庸、汪曾祺等；第三线则是既与政治保持必然间隔，寻求纯真艺术结果，又有激烈社会任务和参与认识的作家，周转于两极之间，以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曹禺等报酬代表。详细到老舍，他是第三条线上的最好典范。

若从文学性看，《半夜》的那些“巨大主题”，不但可读性极差，并且主题先行，大量的是社会调查的素材的堆积，未经感情的燃烧和深切体验。很有些社会文献的味道，像形象化的论说文，鼓吹品，是专写给当时的政治带领人看的。过于急功近利的结果是，“被一个期间以为‘精确’的作品，其生命力常常是长久的，因为所谓‘精确’会很快因时候地点前提而转化，带有很强的时候性，而冲突和猜疑常常是超出时空的……写《半夜》时的茅盾不冲突了，变得‘精确’了，因此……《半夜》这部作品，浅近浅显，一览无余，作品经不住任何回味，用不着任何阐释……而典范著作应当是经得住后代不竭阐释的庞大的深不见底的艺术品”（蓝棣之：《当代文学典范：症候式阐发》，16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