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三条近似的生长线：占主导职位的，是以鲁迅、郭沫若、茅盾、萧红、巴金等报酬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处于“边沿”职位，阔别期间，寻求艺术独立的品性，夸大审美代价，随时候推移，而越来越阐扬其影响服从的“美文”、“性灵派”传统，代表作家有沈从文、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钱钟书、张爱玲、张恨水、金庸、汪曾祺等；第三线则是既与政治保持必然间隔，寻求纯真艺术结果，又有激烈社会任务和参与认识的作家，周转于两极之间，以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曹禺等报酬代表。详细到老舍，他是第三条线上的最好典范。

若从文学性看，《半夜》的那些“巨大主题”，不但可读性极差，并且主题先行，大量的是社会调查的素材的堆积，未经感情的燃烧和深切体验。很有些社会文献的味道，像形象化的论说文，鼓吹品，是专写给当时的政治带领人看的。过于急功近利的结果是，“被一个期间以为‘精确’的作品，其生命力常常是长久的，因为所谓‘精确’会很快因时候地点前提而转化，带有很强的时候性，而冲突和猜疑常常是超出时空的……写《半夜》时的茅盾不冲突了，变得‘精确’了，因此……《半夜》这部作品，浅近浅显，一览无余，作品经不住任何回味，用不着任何阐释……而典范著作应当是经得住后代不竭阐释的庞大的深不见底的艺术品”（蓝棣之：《当代文学典范：症候式阐发》，16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幸亏老舍的功利化取向并不完整、完整，让他写“新事物”、“新糊口”时，那是难堪他了，那支笔也是陌生、晦涩的。当写熟谙的糊口，写旧人旧事旧社会旧年代，特别是回到他的北平，写老北京的糊口世相时，他的艺术天下又变得出色出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