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红柳庄打死性命的凶手，只因承认是为杀洋人而死，就每人得一百两银子，监狱里几个家贫的杀人犯在支属的劝说下，也表示情愿在杀洋人的认罪书上画押，临死前得一百两银子，作为对家庭的酬谢。因而，曾国藩勾出五个杀人犯来，每人也发他一百两银子。剩下的二千两银子，则用来周济育婴堂里逃出的孤儿以及那天误伤的中国人和四周受损的百姓民房。颠末如许一番安排，曾国藩心灵深处似觉好过了些。

谁料几天后上谕下达，速将天津处所官押来刑部归案，重申杀十五人不敷以平洋人之怨，务必严加审判在逃犯人，不成宽贷，但又对"订定人数，如数履行"的提法予以驳斥："衡情科罪，惟当以供证为凭，期无枉纵，岂能预为悬拟，强行就案？"曾国藩有苦说不出，真的到了高低指责、摆布难堪、千夫所指、百口莫辩的境地了。眩晕病又复发，左目更加昏花，明白日面前的人和物都如同在雾里。他自知不久人间，也愿速死，致书给儿子，叫他们将棺材早日做好，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府县本无大过，张光藻尤著循声。臣之初意，斤斤保全，尚不欲遽予参撤，岂肯更加以重咎?迨得罗使照会，忽有三员拟抵之说，料敌不审，匆遽失措，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又过听浮议，觉得下狱今后轻重尚可自主，遽将府县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寸艮。六月二十八日一奏，曾经略述歉衷，而神明之疚，至今何尝暂弭也。""臣愚觉得，中国欲长全和局，本国欲久传此教，则条约不能不酌增，拟请议定而后上帝、仁慈各堂，皆归处所官统领。堂内支出一人，或病故一人，必应报明注册，仍由处所官随时入堂查考。如有被拐入堂，或由转卖而来，听本家查认备价赎取。教民与布衣争讼，教士不得干预扛帮。请旨敕下总理衙门，可否就此议结之时，与各公使商订，预杜厥后衅端。臣所谓有关大局者，此也。"连远在兰州批示楚军与回民作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忿忿不平。从同治三年来，左宗棠一向不与曾国藩通手札。那年曾国藩主动修书与之言和，因信中未有报歉认错之语，左宗棠便负气不复。曾国藩也没有再给他去信。厥后他认识到本身的负气不对，但他一贯好强，即便错了也不认错，相互之间便如许绝了私家手札。不过公事来往仍然频繁，两边都不轻易，每有拜疏，即录稿咨送，美满是一派锄去陵谷、绝无城府的光亮气象。曾国藩要将长江海军改成经制之师，左宗棠支撑。左宗棠在陕甘兵戈，分拨给两江的粮饷，曾国藩老是按量按期地运去，又主动将前期湘军中德才兼备的名将刘松山保举给左宗棠。刘松山及其率领的老湘营成为左宗棠的精锐。本年正月，刘松山战死，其侄刘锦堂接统其军，智勇不在乃叔之下。左宗棠为此甚感曾国藩之德。一次两江总督衙门集会上，有人奖饰左宗棠为西北第一人，曾国藩接话："岂只是西北，实为当今天下第一人。"这话传到陕甘火线，左宗棠内心又喜又愧。喜的是他的功劳为天下所谛视，愧的是本身的胸怀远不如曾国藩的宽广。在这类表情下，左宗棠在奏报刘松山战死时，将曾国藩诚心肠赞美了一番。不过，此次他又大为不满了。内心固然对老朋友已无芥蒂，面子上却拉不下，他不直接给曾国藩来信，要总理衙门传达他的态度："津郡事情由迷拐激起，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能轻允，惩办处所官员亦非明智之举，正宜养民锋锐，修我戈矛，示以凛然不成侵犯之态，方可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