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即把他的严峻收成写信奉告他的家人、朋友。在写给同亲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我最后治学，不知底子，寻声逐响罢了。自从熟谙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边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因为唐鉴的保举，曾国藩又去拜访倭仁。倭仁实际上是唐鉴的弟子，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也是咸同年间闻名的理学家。

唐鉴还向他先容了倭仁，以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能够称得上是圣贤了。

曾国藩同倭仁熟谙以后，他们来往的时候比唐鉴又多了。倭仁的教诲与唐鉴不二法门，只是谈内省时，在实际中对本身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他先容说，本身的微念稍一萌动，就从速记在日记、书札中，在静坐时本身和本身“会商”，把哪怕是点滴些许分歧圣贤标准的设法，消弭在思惟深处的抽芽状况，使本身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的确到了严格、刻薄的境地。

在曾国藩来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惟与治学影响颇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

唐鉴的一席话对曾国藩而言，确切“胜读十年书”。本来三十年工夫，竟不知学问门径。经老先生一点拨，曾国藩如有指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冲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倭仁笃守程朱理学，通过他的日记对道咸同三朝士林影响颇大。倭仁的日记主如果记录本身涵养的心得体味，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说，他见过吴廷栋、涂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记手抄本，他本身又“皆录而藏之”。郭嵩焘也见过陈作梅和方鲁生两个抄本，他本身也“借抄”了一帙，他以为倭仁的日记“多体味有得之言”。倭仁还编辑《为学大指》一书，编录程朱理学家的语录。全书共六条：发愤为学、居敬用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书的目标是“正世之惑于歧趋及汩没功利而不知止者”。

而后，曾国藩常常与唐鉴一起研讨学问，推究兴衰治乱，跟唐鉴习朱子理义之学。在唐鉴的教诲下，曾国藩立下“日课”，有夙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作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十二条端方。又立《发愤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书房以内，严格讲乞降要求本身。唐鉴还常常查抄曾国藩的日记，有查抄不深切的当即指出，深挖病根；对他勇于揭露本身内心隐私、隐患之处，赐与极大鼓励。唐鉴还把本身的《畿辅水利》一书交给他浏览，使他熟谙到一个儒学家，不但要精通圣典，更首要的是体贴民事，留意经济，从修身，到治国，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真谛。决不成只会背圣贤之书，而不会治国理政，那是有背了圣贤之意的书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