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王者受命于天的学说，既为利用皇权供应按照，又对利用皇权有所限定。天子必须谛视天的喜怒表示，遵循它来行事。汉朝的天子，以及今后各朝天子也或多或少地是一样，就是用这一点查验他本身和他的政策，一旦呈现灾异使之不安的时候，就试图改正。

董仲舒分春秋期间（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为三世：孔子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据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时，用分歧的词语记录这三世产生的事件。通过这些分歧的“书法”便能够发明《春秋》的“微言大义”。

社会退化的三个阶段

在第十二章我已经讲到邹衍如何故五德终始的学说解释改朝换代。某个朝代，因为它用某德，必须用符合此德的体例停止统治。董仲舒点窜了这个学说，以为朝代的更迭不是按照五德运转，而是按照他所说的“三统”挨次。三统是黑统、白统、赤统。每统各有其统治体系，每个朝代各正一统。（见《三代改制质文》）

这类将社会退化分为三阶段的学说，又见于《礼记》的《礼运》篇。照《礼运》篇所说，第一阶段是乱世，第二阶段是“小康”之世，第三阶段是“大同”之世。《礼运》篇描述的“大同”以下：

何休申明的门路，是孔子从本国做起，进而治平天下。这条门路，与《大学》申明的治国平天下的步调类似。以是在这一方面，《春秋》成了《大学》的例证。

照董仲舒说，直接担当周朝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他断言，实际上是孔子受天命继周而正黑统。孔子不是实际的王，倒是合法的王。

[1]不是西方，固然西方是与秋相配的。据董氏说法，其启事是天“任阳不任阴”（《阴阳位》）。

从机器论上讲，照董仲舒所说，则是“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物固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以是人的非常必定引发天然界的非常。董仲舒以为这美满是天然规律，毫无超天然的身分，这就与他在别处所讲的目标论学说冲突了。

当然，这只不过是偶合。照董仲舒所说，三统并无底子分歧。他以为，新王建立新朝代，是因为他受命于天。以是他必须做出某些表面上的窜改，以显现他受了新命。这些窜改包含“徙居处，更称呼，改正朔，换衣色”。董仲舒说：“若夫纲领、人伦、事理、政治、教养、风俗、文义尽仍旧，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制之实。”（《楚庄王》）

照何休的说法，《春秋》所记的过程，是孔子在抱负上变“衰乱世”为“升平世”，再变成“承平世”的过程。何休以“所传闻世”与“衰乱世”相共同，这是第一阶段。在此阶段，孔子集合他的全数重视于本身的鲁国，以鲁为改制中间。何休以“所闻世”与“升平世”相共同，这是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孔子已经治好了本国，进而将安宁和次序传到“中国”境内的其他中原国度。最后，第三阶段，何休以“所见世”与“承平世”相共同。在此阶段，孔子不但将安宁和次序传到诸夏之国，并且野蛮了四周的蛮夷之国。在此阶段，何休说：“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公羊传》隐公元年注）当然，何休的意义不是说，这些事孔子都实际完成了。他的意义是说，如果孔子当真有了权力、权威，他就会完成这些事。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学说也仍然是怪诞的，因为孔子只活在《春秋》三世的前期，如何能够做前期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