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有所用，用中又学。如此循环来去，才会学有所成，终有所用。

洋务活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活动固然终究还是以失利末端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乃至用的精力还是应当获得必定和赞美的。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刚篡夺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出产近代化兵器的军器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以是抵抗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建立军器所于安庆。”安庆军器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良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但如此，军器出产引发“事情母机”的输人与仿造，进而逐步构成机器产业，鞭策全部近代化的过程。曾氏厥后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恰是他参军器出产需求解缆而迈出的近代化法度。

曾国藩是驰名的实务家，他具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惟根本。近代中国，内乱频繁，国难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心存忧患认识。林、魏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这类忧患认识，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涵驱动力。